马蹄名人
103岁老兵吴东运: “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
1918年出生的吴东运,家住古蔺县马蹄镇马岭村,由于父母去世得早,他跟着哥哥度过了少年时光。哥哥成家后曾告诉过他:这辈子,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钟旭娟 记者 曾刚
80多年前,刚满20岁的吴东运从家乡出发,与无数国人一起,在云南楚雄、保山一带对侵华日军展开奋起反击。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响应号召奔赴朝鲜战场,参与到抗美援朝战斗中。
今年,吴东运已经103岁,双目失明、听力下降、行动不便,但依旧精神矍铄。面对记者,老人激动地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述起那一段段终生难忘的烽火岁月。
这辈子,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1918年出生的吴东运,家住古蔺县马蹄镇马岭村,由于父母去世得早,他跟着哥哥度过了少年时光。哥哥成家后曾告诉过他:这辈子,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年少的吴东运把哥哥的话记在心里。1935年春节,红军长征一渡赤水经马蹄前往叙永摩尼、麻城方向,吴东运主动找到部队领导,想参加红军。但是,因为从小缺吃少穿、营养不良,当时已17岁的吴东运身体不是很好,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部队领导并未同意。吴东运就悄悄跟在部队后面,走了整整一天,来到古蔺与叙永交界处的海螺堡(今叙永县赤水镇海丰),双脚肿得像馒头。红军战士看他身体吃不消,劝他回家去,长大后再来当红军。
跟党走、当红军的愿望没能实现,吴东运准备出去闯荡。1938年,他在路过贵州毕节龙场营时,被国民党官兵当作“壮丁”抓走,随后被带到贵阳接受军事训练。
集训结束后,吴东运被编入部队,赶赴云南楚雄、保山抗日前线。“在芒市山区展开的一场对日反击战中,敌人的飞机突然来了一次狂轰滥炸,我们一个连只剩下7个人,个个身负重伤。幸好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我们才保住了命。”回忆起当年的九死一生,吴东运记忆犹新。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国民党开始裁军,吴东运被派往贵阳兵工厂打杂;1949年初,兵工厂解散后,吴东运和几个四川老乡每人带着一把枪,背上行李,踏上了返乡的路途。从贵州徒步回四川,途经黔西老野坝时,正好遇到一队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因为我们穿着军服,背着枪,就受到了关注。”解放军战士在检查了吴东运的证件后告诉他:“想放你回家,又担心你拿起枪对付我们。不放你走,又显得我们不诚信。”吴东运当即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我就想跟着共产党走,你们看我要得不?”
1949年,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吴东运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战场上,打出胆子把生死置之度外
入伍后,吴东运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还没来得及集训,就跟随大部队准备参加解放重庆的战斗。
“刚到重庆第二天,战斗还没打响,上级又下达调令:立即前往贵州铜仁专区开展剿匪工作。”吴东运回忆说,当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残余部队躲进深山老林,时常出来破坏新建立的红色政权。
铜仁剿匪战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也是吴东运参加解放军后打的第一场硬仗。作为一名机枪手,他在对敌斗争中表现英勇、不怕牺牲,多次荣立三等功,并在战友们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吴东运又主动报名入朝作战。“我是一名解放军,又是共产党员,战争来临就应冲锋在前,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说起当年参加志愿军,老人依旧热血澎湃。
“进入朝鲜第二天,在转移过程中,因战马没有隐蔽好而被敌机侦察到,随后一阵狂轰滥炸,让我们一个团损失惨重。”吴东运说,敌人的疯狂扫荡激起了战士们的斗志。在南汉江阻击战中,吴东运所在连队在15公里长的铁路线上坚守了一个星期,一次次阻击了敌人破坏交通大动脉的企图。
在南汉江阻击战中,吴东运的大腿、腰椎、头部都不同程度受了伤。战斗结束后,他发现顺着裤管流淌的鲜血已经将鞋子浸湿,身上也麻木得已感觉不到痛。“战斗中,大家根本不在乎牺牲,一心只想着如何消灭敌人。”
退伍后,回家乡带领乡亲发展生产
1954年,吴东运回到了祖国。即将退役之际,根据部队安排,他到北京参加了40天的理论学习。“参军前就没上过学,10多年来都在打仗。在北京学习期间,一个‘湾’字,我硬是练了三天才写出来。”
结束戎马生涯,吴东运和很多老兵一样,自愿放弃了国家安排的工作,于1954年3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马蹄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他还当上了当时马蹄公社的支部书记。
在吴东运的记忆里,那时的农村百废待兴。“要解决温饱问题,就要有可耕种的土地。”看到群众没有土地种粮,吴东运就带着乡亲们开荒;没有水源,就带着大家开沟挖堰;田地零散不便于耕种,就带着大家改田改土,把小田变大。
“没文化,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支部书记岗位上干了7年,我还是觉得力不从心。”1962年,马蹄公社支部换届,吴东运主动辞去职务,回到了马岭村。
回到村里,吴东运向集体申请喂牛,有乡亲嘲笑他说:“你要是会喂牛,河沟里的石头都冲干净了。”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吴东运主动向老人们请教,虚心学习,3年时间养出了13头小牛交给集体。
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吴东运老人战争时期因伤留下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先是腿脚不能下地,然后双眼逐渐失明。但身体上的病痛并没有让老人对生活失去信心,他说:“我要感谢党和政府,每月发放的各种津贴让我生活无忧;我要感谢我的好儿媳,她十多年如一日地照顾我的生活起居。现在的日子好得不得了,以前想也不敢想。”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首历史,才更加懂得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来之不易。那些曾经浴血疆场的“历史见证者”,已随着时光渐渐老去,但那段岁月依旧熠熠生辉。百岁老兵吴东运讲述的往事岁月、半生戎马,就是一部“活着的教科书”,教给后人的不仅是历史,更是民族精神、时代担当。
“过去中国受侵略,人民受苦受难。现在国家强大了,我们每个人都幸福地生活着,这一切来之不易,年轻一代要学会珍惜。”这是老人对年轻人的寄语。
徐德松,1953年12月出生,四川省古蔺县马蹄镇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始学书法,初从汉碑入,继而行草兼习篆隶。
自1987年以来,先后入选“青藤杯”全国书法大赛获二等奖;全国第二届青少年“神龙”书法大赛获金奖;全国第六、七、八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四至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其间第七届获三等奖。入选第一届中韩书法交流展,第三回中日友好书法展,国际书法精品邀请展;第一、二、三届北京·四川书法双年展;“巴蜀风”15人进京展等。
1999年被授予首届四川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出版有《跨世纪美术家画集·徐德松书画集》(四川美术出版社),《徐德松书画作品选》(四川省书协编印)。
徐德松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巴蜀画派影响力代表人物、四川省政协书画院书法专委会副主任。
徐德松,斋号席地斋,男,汉族,1953年12月生于四川省古蔺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书画研究院、空林书画院特聘书画家,四川省文联委员,第一批巴蜀画派影响力代表人物。
上世纪70年代末始学书法。初从汉碑入,后主攻行草兼习隶篆,追求格调雅逸、潇散简远的风格。潜心研究墨竹及双勾画法20余年,对元、明两代画竹诸名家心追手摹尤勤。其作品以书法用笔入画,形神兼备,功力深厚。出版有《跨世纪美术家画集·徐德松书法集》、《徐德松书画作品选》。
初见徐德松先生的书画,只觉墨色淡淡晕染纸上,用笔或浓或淡,节奏或快或慢,线条或凌厉或平实,如同在清水中漫延,灵动气息从笔端游弋而出。你会感觉它是有生命的,而那生命,正来自于创作者的思想意境。
中国书画之所以受人们的喜爱,主要原因在于它有其内在神韵与意境,一幅字往往只须几笔,就能看出创作者的修养和水平。而创作者的修养与能力是通过多年的历练而成的,这不仅仅需要毅力与耐心,更需要一份浑然天成的天赋。徐德松先生即是如此,无娇揉做作之态,有平淡率真之情。徐先生之行草,始终以通篇的气格为统筹,不纠结于点画,用笔跌宕而不荒率;徐先生之国画,以书法入画,笔下四君子,无不寄寓其人格精神之向往,清劲闲雅,可谓得文人画之个中三昧。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徐先生就因数次参加全国书法大赛获奖,且多次入选全国书法展和中青年书法展而声名书坛,1999年又获首届四川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古人语“文如其人”,近日,记者有缘走进徐德松先生的笔墨世界。
记者:据我所知,徐先生您并不是科班出身,您和书法结缘的契机是什么?又是什么使您坚持至今?
徐德松:我学习研究书法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有30余年了。那时,“文革”结束,经济发展,文学艺术复兴,中国书法热随之兴起且持续至今,我就是在此时代背景下,走上学习书法这条道路的。
我能坚持至今,回顾起来,可能有以下两个动力:一是我70年代初入伍到西藏边防部队,从当放映员到团宣传处干事,工作需要刻幻灯片和写大字标语,因此,练好钢笔和毛笔字就成为自己工作的必修课,当时我还没有书法的概念,但这也为进一步练习书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二是70年代中期,我有幸从西藏边防调到成都陆军学校,工作环境和条件较好,80年代中期,我又调到成都,不仅购得到众多的碑帖、文房用品,又结识到众多师友,再加之我对书法产生极大的兴趣,“兴趣是成功之母”。因此,坚持了下来。
记者:谈谈您对书法艺术的理解?
徐德松:我认为,书法是一门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艺术或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以毛笔为工具的一种抽象艺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比汉字书法艺术更抽象的了,比如西方油画,还有中国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都有其反映和描绘的具象,而书法没有形象的主体,只有意象的、抽象的表达,通过线条笔墨来表情达意。在艺术门类中,书法可以与音乐作比较,书法线质的燥润浓淡,章法的跌宕起伏,好比音乐篇章节奏的起承转合,旋律节奏的热烈欢快或隽永抒情,这些都体现了无形的抽象之美。
书法是中华文化根系的一种艺术形式。研习书法,必须了解文字发展史及其演变史,同样这也可以增强我们对先辈创造的灿烂辉煌文化的认识和对悠久传统文化的热爱,从而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研习书法还利于增进个人的学识和修养。书法与国画、诗词、哲学、宗教、考古等学科互为影响、互为渗透,这让我觉得书法实在是博大精深,我需要学习和了解的知识还远远不够,这即所谓的“学然后知不足”。只有“知不足”,才会不断激励你继续前行去学习新“知”,从而不断增进各方面修养,扩大知识面。
记者:您认为书法艺术应当达到一种怎样的境界?
徐德松:我认为书法艺术之至高境界应是“平淡天真”,同样这也应是人格之至高境界。老庄的“玄”,佛家的“禅”,都表现为人生的淡泊与超越。心态浮躁,投机取巧,沽名钓誉,都难企及“平淡天真”之境。学书之途亦是对人生的历练与修为。蜕尽心境之浮躁与虚妄,方可达到书艺之平和与淡定。
记者:中国传统讲究一个师承,徐先生您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是否也师承某处?纵观近现代书法家,哪些对您的书法产生过较大影响?
徐德松: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一直较忙,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专门拜师学习,因此我主要是挤业余时间自学书法。现在回头审视自己走过的路,没有拜正式的老师也并非是一件遗憾的事,在形成自己个人风格上,不受师风拘束也许是一件好事。当然在学习书法的初级阶段如果有老师的悉心指导,会让初学者少走一些弯路。虽然我未正式拜过师,然而四川当代书法界的许多前辈及大家都是我心中尊崇的老师,如徐无闻、方振、何应辉、张景岳、谢季筠、刘奇晋、蒲宏湘等,在我学习书法的路途中,他们给予过我直接或间接的指点和帮助。
四川近现代书法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谢无量。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曾在研习古代传统书法的基础上,下过一番工夫认真研习过谢无量,当时还痴迷过很长时间,但后来我认识到谢先生的风格并不适合自己,于是我果断放弃,继而师法明清行草和“二王”法帖。另外,何应辉和张景岳老师的行草书风格也强烈地影响和吸引了我,我现在形成的行草风格,在一些气息和韵律上或多或少都有他们的影子。
记者:书法艺术也需要表现时代,徐先生作为四川省书法协会的副主席,您认为省书协应如何做传统的守望者和时代的瞭望者?
徐德松:书法作为传统艺术门类,提倡对书法优秀传统的继承和技法的严守无可厚非,但由此而凝固地理解传统,以及对技法的不敢越雷池半步,使创作变得概念化、公式化和机械化也应反对。四川书协在指导和推动全省书法发展中,十分重视对传统书法的继承和梳理研究,同时也十分关注当代中国书法发展动向,努力跟上当代书法创作的总体走势。本世纪以来,省书协每年都要举办临帖培训班,同时根据中国书协的大型展览和省展,分区域或集中组织,抓重点作者的看稿、审稿。同时,在何应辉主席的牵头主导下,近几年集中组织力量抓了《二十世纪四川书法名家》这套丛书的研究出版,这既是对传统继承研究的梳理,同时也对四川书法提供了当代创新的最好借鉴。
原载2013年7月2日《时代先锋》
资料来源:四川艺术网